1994年嘉德首拍，张宗宪举起1号牌竞拍第1号拍品。

　　李昶伟

　　张宗宪是香港成功的古董商，游走于海内外各大拍场，是最早一批出现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的来自香港的中国人之一。他凭借独到的眼力和丰富的经验赢得了世界收藏界的信赖和尊重。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张宗宪开始孜孜不倦地为中国文物拍卖市场的开拓和发展而努力。如今，国内数家拍卖公司仍为他保留拍卖的“1号牌”，以此作为对他早年专业启蒙、市场引领和行业提携的感念。嘉德艺术中心总经理寇勤先生认为，没有张宗宪先生的专业引领和商业推动，就没有中国文物拍卖市场的今天。本文选摘自《张宗宪的收藏江湖》。

　　嘉德首拍的1号牌

　　梳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历史，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简称“嘉德”）的第一场拍卖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2009年播出的纪录片《辉煌六十年》中，当讲解中国文化拍卖事业的发展时，画面上出现了1994年3月27日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首场拍卖时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徐邦达敲响第一槌的瞬间；另一张就是张宗宪举1号牌买下第1号拍品的瞬间。

　　创立嘉德的想法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嘉德创始人陈东升曾在《一槌定音——我与嘉德二十年》一书中，回忆那时他在电视里看到的新闻：一条不足一分钟的简讯出现在《新闻联播》最后五分钟，说的是伦敦克里斯蒂（即佳士得）拍卖行拍卖的印象派大师梵·高的《向日葵》创了天价，被一个神秘的买家在电话里买走，据说这个买家来自日本。陈东升在新闻中看到的这幅梵·高作品，当时被著名的安田火灾和海事保险公司以3900万美元的高价买下。之后，在纽约的克里斯蒂拍卖行，梵·高的《加歇医生肖像》被同样来自日本的第二大造纸商齐藤了英以8250万美元的价格拍下，创下了当时艺术品拍卖的最高价格。

　　当时还在国家部级单位上班的陈东升在这一幕中看到的“拍卖”，感叹道，“电视画面里的情境与我们的现实境遇反差太大，相差甚远，似乎跟我们可能永生都没有关系”。 而这时，张宗宪作为古董界响当当的“1号先生罗伯特·张”，已经跻身于亚洲数一数二的大古董商之列，频繁地周旋于全世界最重要的拍卖行，主战苏富比和佳士得，是清官窑市场最重要的买家和卖家之一。他不仅将全球范围内流通的重要中国古董带给他身后的大藏家，也为自己积累了日益丰厚的收藏。

　　张宗宪和嘉德，两条线索的相遇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

　　正式创办嘉德之前，陈东升带着从没接触过拍卖业务的嘉德一行人去香港，观摩佳士得、苏富比两大拍卖行。他调侃道，那时候刚从国家单位下海，头次到香港见到这花花世界，感觉都是有钱人，无法区别他们的身份，更不知道谁是行家。而接触到张宗宪的时候，感觉这位大拍卖行的座上宾对自己很客气，也很好奇：“哦，大陆也开始搞拍卖行了。”张宗宪特别支持内地发展更多拍卖行，他经常举一个例子：“拍卖行就像以前卖酱油用的漏斗，全世界找到的好东西，都可以通过这个漏斗流进藏家那里。”而且内地艺术市场物美价廉，是一个稳定的艺术品来源。

　　1993年5月18日，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在北京长城饭店成立。按市场经济办事儿的嘉德，一开始遇到的阻力比朵云轩大。朵云轩有文物商店的货源垫底，而嘉德是新的企业体制，拍品完全要靠征集，客户在哪，买家在哪，一无所知。文物商店还不支持拍卖，担心拍卖来抢自己的饭碗。张宗宪对草创期的嘉德极为重要。而且他还义务给嘉德做顾问，给从业者做培训，指导他们到香港去学习苏富比、佳士得的拍卖，给他们打气，给他们信心。

　　1994年3月27日，嘉德的第一场拍卖终于在长城饭店开槌了。罗伯特·张照例拿的1号牌，买了第1号拍品，“所以在嘉德我是绝对的No.1！”说起这段经历他也当仁不让。

　　中国嘉德的首场拍卖会推出了书画和油画拍卖品245件，拍卖师是半路入行、自学成才的高德明先生，当年他正好60岁，后来也成为了中国艺术品拍卖业公认的“首席拍卖师”。午后1时开拍，除了100多名中外收藏家前来竞标外，还有应邀嘉宾、观众及新闻记者，场内挤进了上千号人。1号拍品是吴镜汀的《渔乐图》，这不是一件特别有名头的作品，之所以作为第一件是因为寓意收获，算讨个口彩。

　　首件拍品的起拍价是8000元，“1号先生”张宗宪率先出价：“我出1.8万元。”全场立即活跃起来，一个台湾买家举到2.8万元，张宗宪马上举3.8万元，别人再举，张宗宪干脆站了起来：“今天嘉德店开张，祝他们兴旺发达，8万8。”

　　这一喊再没人跟他争了，一落槌只听全场啪啪鼓掌。直到若干年后，嘉德的几位创办者回忆起当时这一幕，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感激之情。王雁南说，第一场拍卖会，自己站那儿就慌了，基本什么都看不清楚，但就记得张先生一开场就站起来举牌，还说了那么多鼓励的话，真的是又感激又感动。

　　“我对先生一直有一个歉疚，”陈东升则说，“张先生支持嘉德，买了东西给嘉德提气，实际上说白了他是帮我们抬庄。但是我们刚进入这行不懂规矩，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拍完还照样收了他佣金，他也没吭声。我心里一直觉得欠他一笔账。”

　　张宗宪买的《渔乐图》当时市价基本上在1万5左右，8万8都够买到一张比较好的齐白石作品了。后来《渔乐图》9000元就卖了出去。捧了场，买得贵，还付了佣金，别人笑张宗宪“要面子，吃大亏”，张宗宪自己可不这么想，“如果不是这样，大家怎么会记得这个事？”

　　结缘上海博物馆

　　张宗宪对上海有特别的感情。他跟上海博物馆的渊源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上海博物馆前馆长汪庆正的太太薛惠君出身苏州评弹世家，父亲薛筱卿曾经是上海评弹团的台柱，薛惠君自己也是上海评弹团的演员，因为这层关系，爱听评弹的张宗宪跟汪庆正一家很熟。上世纪80年代，香港和内地之间开始有了文物艺术品的交流，上海博物馆出国办展览遇到文物保险、运输估价这些专业问题的时候，汪庆正就会请教见多识广的张宗宪。

　　那时，上海博物馆还在河南南路16号的旧中汇大楼，从1959年10月迁入到1993年搬出，上海博物馆在这座原中汇银行总行的写字楼待了34年。张宗宪对当时博物馆的印象是，好东西很多，但是场地破旧，防潮不好，靠地板的墙都是鼓出来的。他总觉得这太不像一个大博物馆的规格了，还跟汪庆正提议过把河南路老馆的楼卖了，找一个好地段盖个新楼。而汪庆正也很无奈，弄钱不容易，搬家更不容易，只能先在内部搞搞装修。张宗宪帮着“化缘”，凑了人民币16万元。这钱还不够，后来是马承源陪着汪庆正到文物商店挑了10张可外销的作品，拿到香港苏富比卖了400万元，才算解决了上海博物馆的装修问题。这段交情，成了后来张宗宪妹妹张永珍向上海博物馆捐献雍正官窑粉彩蝠桃纹橄榄瓶的序曲。

　　故事要从这只独一无二的橄榄瓶说起。这只瓶来自美国外交大使理事会主席奥格登·里德家族，是在里德母亲的纽约住宅里发现的，多年来这件花瓶一直被作为普通的家居摆设，没有人知道它真正的价值。当奥格登打算把祖父留下来的一批古董出售时，苏富比拍卖行的专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沾满尘埃的珍宝。

　　雍正早期粉彩尚有康熙五彩风格，纹饰多绘团花、团蝶、八桃、蝙蝠、过枝花卉、水仙灵芝、仕女、麻姑献寿、婴戏等。其中，八桃和蝙蝠的纹饰多见于瓷盘，“蝠”是“福” 的谐音，桃是“寿”的象征图案，“蝠桃”即是“福寿”的意思。这种以“蝠桃”为题材的吉祥图案若出现在雍正及乾隆两朝的官窑器上，一般都见于盘子，将之作为橄榄瓶的主题纹样就十分罕见了。而这件“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瓶体上，恰恰绘有粉彩八桃二蝠，传世作品中，目前只见到一件。这也是此瓶被视为“全世界收藏的瓷器中独一无二的精品”的原因。

　　2002年，张永珍在回香港的飞机上看报纸，拍卖消息中这件橄榄瓶吸引了她。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拍下这件精品。5月7日苏富比春拍，张宗宪也在现场，拍卖刚开始时，他就告诉妹妹，如果价位被抬得太高就别再举了。但张永珍觉得多贵也值得，根本没有想过上限，所以一直气定神闲、不急不躁。拍卖师朱汤生从900万元起拍，一路抬到3600万元时，全场只剩下两人，而张永珍坚守到最后，终于以4150万港币竞得这件绝世珍品雍正橄榄瓶。结束拍卖后兄妹二人还共同捧起这件珍贵文物，在现场拍下合影，张宗宪脸上的喜悦一点不比妹妹少。借他最常用的一个说法就是：买到这样的宝物，是让全世界都“吊眼珠子”的大事件！

　　后来张永珍想捐出这只粉彩橄榄瓶时，征询哥哥意见，张宗宪的建议就是上海博物馆。除了跟上海博物馆的交情之外，他的考虑也蛮周全：一来上海是他们出生之地，有感情；二来在张宗宪观念中，捐献文物就像嫁女儿，一定得找个好人家，上海人做事周到体面，对得住这样一件善举。

　　2003年国庆节刚过，汪庆正就接到张宗宪电话说张永珍有意捐赠的事情。当天夜里，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陈燮君就得到了这个消息，三天后他在上海南伶酒家专门宴请张宗宪，请他转致上海博物馆对张永珍的谢意。10月28日下午，在汪庆正和流散文物处处长许勇翔赴港登门拜访张永珍的两天之后，他们在张永珍家中完成了对这件天价文物的捐赠交接。当晚，汪庆正和许勇翔二人带着珍贵的雍正粉彩瓶自香港返回上海，深夜23点，将其顺利入库上海博物馆。

　　整个过程简单而迅捷，没什么繁琐的形式。张宗宪就是这一历史性捐赠事件从头到尾的推动者和见证人。

　　内地拍卖业的导师

　　张宗宪是在拍卖行业刚起步时进入内地市场的，那时拍场上的所有人都还很生涩。他常感叹，现在刚入行的年轻人恐怕已经不认识他了，更不知道自己吃的这碗饭和他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自从20世纪90年代内地拍卖行兴起后，张宗宪一直担当着拍卖职业启蒙和提携的角色。内地的拍卖业者中许多人都跟他很熟，称他是中国拍卖业的“教父”。他对内地的拍卖行业最重要的支持是“传帮带”——传授经验，帮助提高，带领方向。二十多年中，他几乎担任过所有大拍卖公司的顾问，尤其乐于提携年轻人，手把手指导他们拍品的征集、鉴定、入库、编辑图录，甚至接洽大客户，预展布展，拍卖现场把控这些细致繁琐的工作。有的拍卖行连一整套系统，从经营理念到实际操作都是张宗宪教的。二十年来，拍卖行里和他打过交道的年轻人，名单一拉出来，个个都是业务骨干，中流砥柱。

　　北京翰海首拍前的筹备，张宗宪积极参与。1993年的夏天，秦公去上海把张宗宪请到北京，到翰海所在的文物公司给大家做拍卖培训。“那时候我们对拍卖真是一无所知，”当时曾在文物公司任部门经理的王刚成了翰海第一个自主培养的拍卖师，接受张宗宪手把手的指导：“他告诉我什么叫底价，什么叫起拍价、落槌价、成交价，我真的给绕晕了，这么多怎么能记得住？”张宗宪跟他耐心解释：“估价跟你没有关系；成交价是落槌价加上佣金，那是会计要跟人收的，跟你也没关系；你就负责好起拍价、底价、落槌价，最重要的是底价，不到底价你别落槌，落了槌就赔了。”

　　到了1994年夏天，翰海首次拍卖前夕，秦公带着全体员工在保利剧院进行了一场实地拍卖模拟。练习得不错，但第二天正式拍卖还是出了意想不到的纰漏：那天藏家陈德曦想买的一件东西，底价60万元，起拍价50万元，陈德曦出了一口50万元后，下面没人再跟了。王刚没经验，一看还不到底价，就当流标处理了。陈德曦一下场就跟他急了：“这东西我要啊，你干吗就流标了？”事后王刚才懂，在实际操作中，拍卖师不仅仅是个念价格的，还得想办法让东西不流标。

　　张宗宪还告诉王刚，好的拍卖师不能急功近利，拍场上一瞬间做出的决定，牵扯到三方利益——卖方希望价格越高越好；买方想越便宜越好；拍卖公司则是甭管什么东西什么价格，成交了最好。这时候拍卖师落槌的时机就至关重要：落早了卖便宜了有可能损害了卖家委托方的利益；迟迟不落会损害前面举牌人的利益。“本来我60万元就买着了，你磨磨蹭蹭又加了一口62万元，我要再买就得65万元”，到底该怎么处理这一类的问题？张宗宪告诉王刚，原则是一定要公正，“技巧再高，你选择的方向错了，结果就是南辕北辙。”这句话王刚一直记得，“我能干这一行，能够持续坚持到现在，就是因为张先生那个时候告诉我，要那么做。”

　　有意思的是，王刚却首先把原则用在了张宗宪的身上。翰海首拍，张宗宪在台下举牌，王刚一边纠结张先生对自己有授业之恩，想早点落槌感谢他，但另一边又想着张先生告诉他的公正原则，不能违背。结果最后也没给张先生“放水”。

　　后来每逢翰海拍卖，张宗宪都去，除了教技术，张宗宪还帮他们非常细致地总结经验。很多行业的细节和规则，大到如何在日期选择上避开其他大拍卖行的时间，拍品的遴选，参考价设定规矩；小到拍卖图录的编排，拍卖师报价的速度，都事无巨细地提出意见。

　　张宗宪对嘉德也颇为关照。在嘉德长城饭店的办公室简陋的小圆桌旁，张宗宪给员工们开了不少次拍卖的实际操作课。“我们逮到张宗宪什么都问，问题现在看来很幼稚，简直小儿科，但是因为没做过拍卖，什么都好奇，什么都担忧。”陈东升回忆道：“预展的展柜玻璃应该多厚？图录做多大尺寸合适？举牌整个流程怎么走？拍卖成交了怎么找客户签单？都是张宗宪一点点教的。”

　　张宗宪教的都不是纸上功夫，全是实打实的经验：价格怎么定？他会告诉你这个东西香港卖多少钱，台湾卖多少钱，内地定多少才能既吸引来买又不亏本；选什么拍品？他告诉你百人买百货，不可能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但得满足各个层次的需求，不同的价位，不同的品位都得有；图录怎么吸引人？他建议图录制作不能做得太漂亮，重要的是要专业地传达信息，不要做得花里胡哨、华而不实；流标怎么办？他会说，艺术品不是萝卜白菜，这次北京卖不出去没关系，下次拿到上海、香港卖，关键是找到对的人；卖家价钱要的高怎么办？他告诉嘉德先收下，表示对他东西的认可和尊重，等到拍卖前再慢慢跟卖家商量降价，保证成交。

　　对客户服务的核心不是一味殷勤，而是专业。这一点，张宗宪身体力行。“张先生的手机是永远开机的，拍卖行不管什么时候打电话，他都会接。”王雁南说，“有时急了顾不上时差，赶上他那边半夜时间打了电话，张先生也从来没怪罪时机不对，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让客户随时能找到他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还有一条拍卖的原则和底线，张宗宪在不止一家的拍卖人员培训中讲：“拍品必须是真的，这是这个行业根本性的价值。”张宗宪打起假来嘴巴不留情，有疑问的东西，不管卖方解释是文物公司的，还是哪位著名收藏家提供的，在他那里都不管用，只看东西，不看来历。

　　张宗宪也会传授自己珍贵的经营理念，他总说：卖出一半就是成功。意思是成本回来了就是成功了。他还说生意难做，但“转起来就是生意”。接受过张宗宪耳提面命的甘学军说，这些话当时跟小时候背书一样地记住了，很多年后在实践中不断摔打磨炼，才慢慢体会到其中的滋味。2001年甘学军主持华辰拍卖成立时，张宗宪去捧场，一样投入热情去支持。张宗宪经常鼓励他：“别着急。最重要不要想着暴发，而是怎么活下去。”有时张宗宪甚至会主动打电话问甘学军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这位启蒙了整个行业、提携了很多拍卖行的前辈，不仅没拿过一块钱的顾问费，而且也从没有要求这些拍卖公司给他一些优惠，买货便宜一些，或者佣金少收一些。

　　给市场以信心的人

　　古董行都知道，定真假是一难，定价钱是另一难。张宗宪对内地艺术市场的启蒙教育中就包含“定价”环节。

　　张宗宪敢买，一是身后有财力雄厚的收藏家资源，二是熟悉国际艺术品市场价格体系，这正是当时国内藏家所不具备的。所以，他给内地带进来一种新的对价格的认知——什么是好的作品，应该是什么样的价格。当时不懂行情的内地买家和投资家，就看着“罗伯特·张”举牌，跟着买。他对精品大作每一次执着地举牌，持续地加价，都使他无意中成了作品的定价者，市场的坐标。

　　北京翰海首拍很多重要拍品的定价，秦公都是跟张宗宪沟通商量出来的。1994年中国嘉德首拍，张宗宪跟另一个买家竞拍张大千的《石梁飞瀑》和齐白石的《松鹰》。《石梁飞瀑》是文物级别的作品，但当时在定价上显不出太大优势，齐白石一流的画应该卖多少钱谁也没底。一番厮杀《石梁飞瀑》成交价209万元，《松鹰》176万元，虽然张宗宪没争到，但是他顶得每一口都意义很大。

　　如今担任嘉德董事总裁的胡妍妍还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在嘉德拍卖，一位客户想买一件乾隆时期的青花盘口樽，举到53万元拍卖师落了槌，但同时后面还有人举牌，拍卖师没看见，怎么办？只好重拍，最后落槌60万元，还是前面举53万元的这位客户。虽说拍卖师有权力定夺现场情况，但平白多出7万元，这位客户不乐意，拍卖行做工作也不听。僵持中，张宗宪在旁讲话了，“这件东西在香港150万元分分钟卖出去，你要不要？”一听这话，这位买家心里就踏实了，“罗伯特·张说的，那肯定没问题。”高高兴兴签单去了。

　　张宗宪一出现在拍场上，拍卖行的人就很高兴，因为他看上什么就不会放手，而且他看上的东西往往能卖到最高价。“那个时候我们真是井底之蛙，以为真的太贵了，”王雁南说，“时间证明了张先生是有远见，那个时候不买就真的错过了。”张宗宪高价买下来的东西，若干年后拿出来个个都翻番。在他身上，内地拍卖行看到这个行业的要诀——钱不是关键，货是关键。那时各大拍卖行找到好东西都跟张宗宪汇报，希望他帮忙找一些客人来竞买。张宗宪去看预展，拍卖行的人就在旁边察言观色，看他对哪个有兴趣，他能说一两句好，心里立即踏实一半，就有了底气。

　　早年张宗宪买东西是只要看中，只要财力允许，就志在必得。后来市场发展了，东西贵了，他就淡然多了，有喜欢的举一下，买不到也就算了。如今除非他特别想要某件东西，周围人才能偶尔领略他的彪悍风格。

　　可以确定的是，对市场的熟悉让张宗宪比很多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所以他对艺术品的价值，比绝大多数人更有慧眼。他一举牌就会产生无形的作用，他的身影飘到哪儿，哪儿就有人跟进。这位业界楷模九旬之年不服老，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伦敦、纽约、巴黎的拍卖会他都依然会去，他的1号牌很多拍卖公司也给他留着。

　　艺术品市场归根到底是一种“信念经济”,只有笃信它的价值时，它才能有价值；如果观念中怀疑它是一堆破烂，没人掏钱去买，就一文不值。甘学军对张宗宪的评价极高：“他对内地拍卖业的贡献和作用几乎无人可及。”艺术品拍卖收藏行业是一个很小的群体，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参与艺术市场的人永远是少数；而与此相对应，市场的信息传播很快，一个事件，一个价格，对关注市场的人的心理冲击会很大。市场的涨和跌更多是取决于信心而不是资金，而拍卖某种程度上，是激发各方信心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张宗宪的出现给了内地艺术市场最初的信心支撑。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北京匡时董国强。他说张宗宪愿意在拍卖场上举牌不放，意味着他心里笃定艺术品是有文化价值，是肯定值这个钱的，基于此才有他所谓的预见性。“过去这一百年，中国文化艺术的优质资源在社会动荡的背景下，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正是张宗宪这样的藏家的坚持，用购买、收藏、研究，把文物艺术品的价值呈现出来了，使得一个价值错配的市场变成了正配和优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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